读完《曼德拉传》 － 自由与宽恕后，对于一个人的自由展开了联想。
我主观感觉自由是一刹那的对人的本体状态的描述，自由与其他所有的形容词都是等价的，并不会变得很神圣，比如自由与囹圄，快乐与痛苦等等，所有对状态的描述，都是转瞬即来，又随之而去的。
瞬间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当下，如果说每个瞬间的我都是同一个我，那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，在整个由瞬间组成的连续的生命周期中，每个状态两种不同表现所产生的影响等于零，比如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快乐产生了80的能量，那么痛苦也必定产生80的能量，自由与囹圄也同样。这似乎可以说明，生命从虚无中来，虚无中没有状态和能量，在所谓的活着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状态和能量，在最后的一瞬间，一切又归于虚无。
但是更多的时候，生命不是处于绝对的两端，而是处于一种浮动的中间状态，比如不自由和不囹圄，不快乐和不痛苦。自由是一种极致的状态，而在极致的状态前面加上否定词“不”，变成了不自由，就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中间状态。生活中，一般处在极致状态的时候少之又少，如果总是生活在大喜大悲之中，估计人的精神没有几个能承受的起这种跌宕起伏。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各种不稳定的中间，这应该就是构成了生命的无常的所在。好比白天与黑夜的交替，不是黑、白一下子出现，而是有晨曦、日出、上午、正午、下午、傍晚、黄昏、深夜、三更天等等一系列组成，可以说80%以上的状态都是处于“不白天”和“不黑夜”之间。
同样，瞬间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当下，如果说每个瞬间的我都是不同的我，即这一秒和下一秒的我，因为产生了细微的变化（年龄、毛发、细胞、血液、身高、体重、代谢、心情等等），而不是一个恒定的我了，那么这一刻的喜怒哀乐自由与否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下一个我，又是一个全新的我。
再回过头来看，刚才所说的瞬间的状态，代表着同一个我和不同的我两种对立的说法，如果再套用上面的思维，瞬间的状态多数处于“不那么相同”的我和“不那么不同”的我呢？这又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和结果呢？似乎只有一句老子的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留下结论和猜测了……
《七言不律·行春》
《曼德拉传》一书的副标题是“自由与宽恕”，全书以曼德拉的成长为主线，围绕着曼德拉从童年的一个人的自由，到青年的寻求黑人的自由与平等，到中年的失去自由被囚禁，到狱中仍在寻求自己的权利，到老年的带领南非获得自由，到最后的将囚禁黑人的白人给予宽恕。这让我想起了项塔兰中开篇的一句话：“即使镣铐加身，一身血污，孤立无助，我仍然是自由之身，我可以决定要痛恨拷打我的人，还是原谅他们。”
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》是继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后十三年的一本书，据说是柏杨先生为丑陋开出的药方儿，但实际上感觉所谓的药方儿，就是把丑陋的现象又大说特说的重复的说了一遍。书中一直在强调，人要活得有尊严，这点感觉是一个人可以挺胸行走在社会上、这个星球上的根本。书中对官民、父子、婚姻关系做了简单的解说，并且对现在社会中的恶婆媳的恶性循环的现象，得权忘乎所以等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讲出了中国人群和社会群体中丑陋的一面。书中讲的做事自私、官场现象、关系文化、自保心态以及等等。看此书时需要留意几个点：
《先知》是四年前接触到纪伯伦的第一本书，也是这次读完纪伯伦全集的最后一本书。书中的诗时而展现出神性，时而又显露出人性，好像是真的有如先知在人间现世，然后就有了这本《先知》。读至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：“我们应该寻觅一个角落，在我们的大地神性里安睡，把权利交给来日，交给人类的柔弱之爱。”然后合上书，竟生出了几分不舍。
通常，人们在辱骂着罪恶的时候，也恰恰是罪恶的制造者。
十九世纪的纪伯伦在《泪与笑》中写出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模样，不知是他的未卜先知，还是人类一直如此，或是本该如此。
再读《沙与沫》，少了些许的触动，多了一些对于人乃至社会体现出来的渺小、自大、欲望、虚伪的认识。正如一部电影中所说，思想是行为的先导，邪念是罪恶的温床。
《叛逆的灵魂》中的“叛逆”，指的是叛世俗而行，逆愚昧而上，追寻着纯洁、真理。纪伯伦笔下的这一群灵魂，有的叛教，有的叛礼，有的孤身宣扬纯洁与美而受到排斥，有的用失明的双眼去洞悉这个社会中的魔鬼……叛逆的灵魂或许有一些相像，他们是勇敢的，勇于牺牲去追逐心中的光明；他们是孤独的，大多数人视为异己；他们是温暖的，用心中微弱的烛光照亮了人们；他们是……他们是纪伯伦，纪伯伦用他们的形形色色，写出了自己……